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马可福音》12章26-27节

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

口中衔来一片新拧的橄榄叶。

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

我们踏着血，踏着泪走过来，

大雁飞北飞南，唱不完神的爱，

今日的中国，已不再荒凉，

你看到处处都是苏醒的草木……

——《迦南诗选》

一、引言：转型与挑战

1、转型

中国之有家庭教会，应该追溯到1950年代是否参与“三自运动”的争论。那时，面对政治高压，一些坚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坚决拒绝与实际上放弃信仰的“新派”联合，并坚持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从此有了中国家庭教会。1970年代后，主要是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得到较大的复兴。90年代后期，这个复兴运动的重心转向城市。

在这场复兴中，家庭教会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就是从前现代社会进入到半现代社会；由高度专制的社会，进入了学者们所说的“后极权时代”。与此相应的，教会自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了复兴中心的转移，教会成员也由以农民为主，变成市民不断增加；由老年人为主，变为开始拥有相当数量的青年；由文化程度较低的为主，到有一批知识分子和城市白领加入教会。

当代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城市教会的兴起，并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家庭教会的主力。这个转型带来许多挑战。首先，是身份认同危机：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从教会传统与现实看，家庭教会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第二，是转型中的传承问题：哪些信念和观念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坚守的，哪些应该调整和更新？

有论者以为，中国农村教会70年代后的兴起与50年代的“反三自”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有论者以为，新兴城市教会与传统教会在神学、教会治理、政教关系（登记问题）等方面的理念都不相同，前者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冠以了“家庭教会”的名称而已。

2、问题

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耶稣基督说：“我父作事到如今，我也作事。”（约5:17）上帝的工作总是在历史中，既有延续，又有更新。正如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在三代人的身上不断重申和坚固亚伯拉罕之约，又给三代人不同的使命和带领。

今天，上帝在中国家庭教会中的工作，是否也一样的既有延续又有更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与农村教会有什么信仰上的联系？当代家庭教会与1950年代坚持纯正的信仰根基、坚持教会独立的先辈是否有传承关系？面临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坚守与继承的，什么又是上帝要我们更新与变化的？这一切都是本文尝试要思考的。

3、信仰体系

教会的传统浩瀚如海，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试着提出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分析什么是一个教会的信仰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正如人生有些基本信念，被称为人生观，我们可以把一个教会的基本信仰观念称为之为信仰体系。参考宗教改革所展开的主题，以笔者之愚拙，谨尝试提出如下建议。一个教会的信仰体系应该包括如下主题：

Ø 教义论：关于启示（圣经）、上帝、基督、人以及人如何得救的观念。

Ø 教会论：关于教会治理及政教关系的观念。

Ø 圣礼论：关于教会圣礼的观念。

当然，灵修传统、生活实践等主题也非常重要，不过本文仅就以上主题所组成的粗略框架展开讨论。

二、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承

中国家庭教会有两个信仰传承，一个是宗教改革的信仰传承，另一个是本土的信仰传承。奇异的是，这两个传统有一定的一致性，却又在某些部分体现出冲突。

中国之有新教始于1807年马礼逊来华。此后新教在华生根发芽，西方各宗派事实上把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多样化传统带到了中国，这一传统又在1950年代以后的苦难熔炉中得到洁净、锤炼和煅造，并且被淬火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独特传统。

1807年，可以看作是中国教会的奠基时间，也是本土信仰传承的开始。而通过1807年，中国教会其实是上承了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比较有趣的是，面对新教来华200周年的历史时刻，华人基督徒似乎较少去思考我们的历史传承，比较少从宗教改革所奠定的基础看待中国教会。

1、 中国本土的传统

据老一辈传道人于力工先生分析，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大抵有弟兄会、内地会等源流，在传播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戴德生等人。1949年前，中国教会基本上还是由西方差会领导，所继承的也是各自西方教会的多样化传统。不过大体上说，前往中国的新教宗派都是宗教改革的继承者。

1949年后，中国教会被放在一个苦难熔炉里，这苦难之火几乎置教会于死地，然而出于上帝的恩典，教会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里运行的结果，就是中国教会奇妙的保存、重建及复兴。

经历了这一次拔出、拆毁而又栽植、建造之后，中国教会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独特的真理立场。与外部环境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相对应的，是中国教会取得信仰上的独立。不过，政治独立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促进了教会独立。正所谓上帝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当是时也，政治切断了教会的一切外部联系，并且试图收编教会。而先辈的坚守，成就了后来在教义上维护纯正信仰，在教会立场上坚持独立的中国教会。这个独立，是指教会独立于任何世俗力量之外，而获得自己的自主——不过这个自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看起来，以王明道先生为代表，1950年代中国教会的先辈关于是否参加三自的争战，只关乎教义。其实，这不仅是教义的争战，也是教会论的争战，即教会是否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政教是否分离。

2、先辈立场的历史考察

考察先辈的信仰，可知传统家庭教会信仰最核心的根基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义，及教会独立于政治的政教观。

（1） 基本教义

1950年代，教会面临生死关头时，先辈们所坚持住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底线，就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基本教义。从王明道的相关论著中可以看出，他所坚持的乃是：人是上帝所造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了救赎我们，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所生；耶稣基督的死是代赎的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并且升天，将来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人生而在罪中，无力自救，惟独靠上帝的恩典，因信基督而得拯救。[1]

这些正是“新派神学”所否认的。一定程度上，是否参与三自确实是基本教义之争。王明道等人拒绝参加三自，首先是反对以新派为主流的三自领袖的神学立场，拒绝与他们合作。

除了基本教义，中国家庭教会先辈的信仰立场中，还有两个方面应该得到关注，即教会治理和政教关系。其中首要的是他们的政教关系立场。

（2） 教会论之政教关系立场

要求纯正信仰的基督徒与新派联合，是由政治所主导的。先辈们拒绝参加三自，事实上也是拒绝政治对教会的主导，所以他们乃是坚持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虽然迫于政治高压，他们很少明确提出政教分离的观点，然而这种独立却是他们的题中之义。我这么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就王明道而言，政教分离是他一贯的立场。

1951年3月14日，王明道从阎迦勒弟兄处得知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王明道的回答是：“不请我最好。请我，我也不去。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的会，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我不参加。”[2]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新政府不仅过问宗教，而且要主导基要派与新派的联合。这件事遭到一部分坚守纯正信仰的教会的抵制。

1954年，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之后，面对抵制的教会，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不参加三自的教会代表在开会后作出决定：“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3]

他们的坚守证明，他们不参加三自，除了是基于教义分歧的考虑，也是在表明一种教会论立场：作为信仰团体，教会在信仰问题上不接受政治的主导。

王明道先生进一步论述基督徒顺服的限度问题说：“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所以要顺服人，并不是因为怕受人的惩罚，乃是因为敬畏神，因为神吩咐我们服从有权柄的人。既是这样，如果人的制度和命令与神的命令相背，自然我们就不能服从了。”[4]

而袁相忱老弟兄的立场更为明确。他的传记作者说：“袁相忱曾多次对信徒阐述过他为何不参加三自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神的，是童女，不应该与一切属世的联合。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地分开，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凯撒的东西要归给凯撒。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第三个原因是他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信仰不认同，袁相忱具有传统福音派的神学观点，不赞同新派的信仰。”[5]

中国教会长辈对于教会独立性的坚持，是依据圣经关于政教关系的教导，正如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路20:25），他们的坚持是对“政教分离”的坚持，也是对信仰自由的坚持，这首先是一种教会论的考虑。这个对独立性的坚持，后来被家庭教会继承，成为“不登记”的立场。

近来有些基督徒学者认为，传统家庭教会不登记的立场，是出于教会与世界分离的神学观念，与传统家庭教会的敬虔主义及灵恩派信仰背景有关。笔者认为这个解读不够准确。实际上，家庭教会的长辈袁相忱弟兄并不反对信徒个人参加政治，他所敏感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不应当与政治联合。袁相忱曾明确表示：“以公民的身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做什么。教会不是人民团体，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

这是一个基于圣经的立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宝贵遗产。对这一立场的坚守，使教会可以在政治越位干预教会时保持独立，也可以在未来政治开放，政治力量想要利用教会时保持清醒与独立。

这一立场，由于表达方式及语境的特殊，在当代语境中似乎显得过于狭隘，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参照清教徒传统中独立派及长老派的作法，以现代公民社会和宪政制度所能理解的语言重新表述，而不是丢弃它。这样一种政教关系立场，对于教会独立性的坚持，对于信仰自由的热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3） 教会论之教会治理

家庭教会先辈反对大礼拜堂的形式，反对专职牧师制度。这方面的思想是否源于20世纪初西方教会对过于制度化教会的批判尚有待考证。此外，由于环境的特殊，他们还特别强调，教会以家庭为单位，隐藏于民间存在。可以说，“反牧职”，和“隐蔽性”是传统家庭教会比较流行的教会治理观。[6]

袁相忱弟兄特别批评新教的牧师制度，认为是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从天主教学习了牧师制度。在作为新教传承者的中国教会，听到批判宗教改革教会制度的观点，这十分令人惊讶。专职牧者的设立有其圣经根据。旧约时代有专职的利未人事奉上帝，而在新约中使徒也声明自己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保罗教导说：“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林前9:14）我们不应该以天主教有牧职，就认为牧职是错的，以强烈反对天主教著称的清教徒也非常注重牧职的设立。传统中国教会对于牧职及教会治理的看法，需要有更专业的人来研究和探讨，本文只是提出粗浅的看法。

三、 宗教改革与中国教会

正如摩西睡了，上帝就兴起约书亚，完成不同的使命。今天，经历过上世纪苦难教会历程的先辈多已离开人世，剩下的也近暮年。一场无声而巨大的变迁正在中国教会展开。这一场变迁的产生，是由于教会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转移，教会的外部环境从高压向后极权时代过渡，相应的是内部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对更严谨神学表达的追求；对外则是教会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争取影响主流社会的需要。

在这样的变迁中，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家庭教会定义，一个新的家庭教会身份认同平台，以应对新的挑战。在正确评估中国家庭教会信仰传承的基础上，以圣经为基本准则，以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为参照体系，对此传承做出更新是必要的。

或者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单独提出宗教改革呢？

首先的理由，是传统对于一个教会的重要性。上帝常常用优良的传统来滋养他的真教会。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以撒要重挖亚伯拉罕的水井。当然，传统不是绝对的，要受到圣经的检验。今天，面对转型，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对自身传统缺少研究与考察，同时，对大公教会的传统更为陌生与隔膜。我们有必要从大公教会的传统来思考家庭教会的转型问题。

其次，宗教改革作为一个传统，它足够古老与纯正，也足够宽广与博大。从纯正而言，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回到圣经和奥古斯丁”的运动。改教家们面对中世纪后期的信仰黑暗，以圣经和奥古斯丁所代表的教父传统为资源，发起了改教运动。回到宗教改革，就是回到大公教会的纯正传统，回到圣经。从宽广与博大而言，宗教改革之后所形成的宽广的新教各宗派，可以为中国教会的多元化提供足够宽广的信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