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促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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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促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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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导致经济繁荣
俗云:“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话不全对。有些恶人假宗教之名以行邪恶之实,就成了邪教。信奉的对象不同,其心灵的形态必不相同,其所衍生的结果必然不同。
数千年来印度一直停滞在贫穷的国家。因为印度人相信,正如印度教义所教导的,世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事物是重要的,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此,你不用试着改正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而要试着从中逃脱,结果就是导致“进步”的死亡。这种相信轮回转世的信仰便是造成这个国家贫穷的最大原因。回教徒国家也无法进步,他们认为反正人类的主动性绝对无法成就任何事,多作何益?东方国家的宗教是佛教,佛教教导信者以为生命是一种痛苦,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除去他的欲望,目的不是为着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而是一种灭绝--没入到灵界里--如此,社会进步的基本根源就被隔绝了。
以圣经为基础的国家,其经济常是十分繁荣的。圣经说了些什么?单只在十诫里,就可以看到对私人财产权坚定的认可。“不可偷盗”的训令,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个神圣保障。十诫中,还有这样的命令:“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尊重私有产权的谆谆教导。因为私产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张伯伦指出:“不可偷盗”表明圣经鼓励私产;“不可贪恋”意指即使当一个人只是有打算夺取他人之物的想法,都算是有罪的。十诫禁止假见证及奸淫,意思是婚约应受到尊重,言行不一致更要远离;至于十诫中的“孝敬父母”,这乃是在暗示一个社会的建构要素及延续单位是家庭,而非政府。借着十诫可以推论出洛克信条(Lockean Creed):生命的权利、自由及维持生活必需之财产的权利,乃上帝所赐予。
有些人争辩说,圣经中教导的是共有财产制--刚好与私有财产唱反调,他们找出一节经文以证明这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卖了一块地,并将所得金钱交给使徒,但他们也保存了一部份的钱留给自己。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及经济学家就使用这个例子,及其它在新约中关于早期基督徒凡物共享的经文,暗示圣经在教导社会主义论。在此,私有财产究竟是被驳斥亦是被教导?请注意彼得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话:“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么”(徒5章4节)?这就是对私人财产权清楚的叙述。当田地还在,在你卖掉之前,不是你自己的么?你不是拥有它吗?你不是可以拿它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吗?即使在你卖了之后,那还不是你的钱吗?彼得如此告诉亚拿尼亚,让他明白,甚至卖了之后,他还是可以掌控他从买卖中所赚得的金钱。
美国是信仰上帝的国度,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上帝治理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在美国人的所有“财富”中,最令他们感到骄傲就是宗教。宗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教育还要大。教育只能提高个人的技能和文化素质,提高人之间的通力协作能力还是宗教。美国新教的信仰完全根据圣经,那就让圣经来诠释吧。
首先,圣经认为受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在创世记第一章,神每逢完成一个创造阶段,都说:“神看着是好的”。这就肯定了物质的价值。它不是“空”的,而是“实存”的。它不是恶的,而是好的、有价值的。这比佛教的“万物皆空”好亿万倍!
其次,神造万物是为着让人享用的。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创1:29)。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9:3)。因此,禁欲主义不是圣经的教训。
第三、神把物质世界交给人管理、看守、经营发展。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2:15)。神确定的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万物;在灾害发生后,人要负责修复工作;人的使命是作个好的看守者;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分配资源,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不浪费、不偏私,否则就有亏职守。
第四、圣经要人人勤劳作工。在基督降世之前,古代国家中的人轻视那些诚实的工作,而将之交给奴隶(即民)来做。耶稣以木匠的身份出现,亲手作工;借着锯子、斧头及刨子,他赋予了劳动一种新的尊严。保罗是个织帐棚的工人,后来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在福音发生作用的地方,当地的奴隶及农奴就被改换为工作阶层的普通人。没有工作,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神在今生所赐下的使命。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没有打过工,有的从小就做一点临时工,赚自己的零花钱,到了高中,已经很有工作经验了。大学生也大多数自己靠双手打工,半工半读,以此为荣。以倚赖父母为耻。高中一毕业就要吵着搬出去,独立谋生了。
第五、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提6:7)。金钱本身无所谓善恶,只要取之有道,自可多多赚取。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使神的国得以发展。
2. 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
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有对金钱或物质的追求,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马列唯物主义最崇尚物质、提倡科学;奉行唯物主义的国家应当科技最发达、经济最繁荣才对,可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不能单单从生产力角度解释的。
宗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文化是“神授”的产物,文化上层结构决定了经济基础;是清教反复灌输的伦理价值,尤其要在家庭之外表现诚实和互惠的美德,才能产生“合理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才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当今世界最为重要却又被低估的文化改革之一就是——天主教通过美国的福音派教会和摩门教会向新教的转化。有人已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近两代人的经济观察,这个转化过程对贫穷社区造成了社会影响,跟韦伯所说的清教现象很像,加入新教的教徒发现他们的收入、教育水平、卫生状况及社会网络都在不断地改善和扩大。
韦伯指出,虽然印度、中国等一度繁荣,但是人们却将财富大部分用在消费支出上。而崇尚禁欲的清教徒认为,要过造物主悦纳的圣洁生活,就必须要克制人肉体的欲望;清教徒将禁欲主义和赚取财富即为天职的观念结合起来,于是一方面拼命挣钱,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消费,如此社会财富巨增、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对财富的贪欲(贪欲就是将财富用来满足肉体欲望、挥金如土的短浅念头),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韦伯观察到,在经济活动中,处于老板级和管理阶层的人,以基督徒为多;而天主徒就不然了,他们不乐意接受工商业教育,从事工商业的人也少。基督徒大都表现出合理主义倾向,但在天主徒中则看不到这种倾向。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人格;尤其是当时还属于异端的加尔文教徒和跑到北美的清教徒人格。
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的诞生跟对金钱的贪心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跟特殊的文化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他考察了各国经济发展史,得出的结论是,在基督教新教诞生的地方,如荷兰、瑞士、英国、美国,最早诞生了市场经济,是新教伦理催生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是这样呢?

新教,也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三大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新教的积极入世倾向,一个是天职观,一个是预定论。首先我们说基督信仰的积极入世。基督徒主祷文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必须将信仰实践出来,将上帝的旨意贯彻在地上,也就是一定要将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而不要悬在半空中下不来。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以及佛教、道教等等,都是宣扬一套离世、逃世修行的人生观。而基督教是积极地入世的、是要拯救世人的。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加尔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没有说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修道院才是修道院,而是现实的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修道的地方,而我们的工作、生活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贯彻在我们在世上的方方面面。正象《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哥10:31)。让整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荣耀上帝(all for the glory of God)。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荣耀上帝自己,而且上帝要借基督徒来荣耀、得胜这个世界,上帝要在地上的任何领域败坏魔鬼撒旦的恶行。《马太福音》中还教导我们,要我们作光作盐,也就是要基督徒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作标杆、作明灯、作防腐剂。这样一种积极入世的信仰观念,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地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其次,新教人格促成了现代职业观的诞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认为只有神甫的职业才有信仰上的价值,才是神圣的,才是上帝的呼召。而路德提出每个基督徒的职业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非常神圣的。马丁路德说: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每个人都是全时间敬拜上帝的神职人员,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都是在全职侍奉上帝,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信仰的方式。宗教改革时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职业一词是calling。call是呼唤、呼叫的意思,calling,含有“召唤、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唤你、命令你以何种方式来荣耀他。职业即是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职业最根本定义。新教伦理中最根本的就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天职)。路德的翻译和解释的天职概念使人们相信:上帝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让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就象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的:“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新教徒将职业视为上帝的召唤,这样,工作就成了一种宗教行为。这就是近代敬业精神的本源。天职观大大提高了普通人职业的地位,使日常工作获得了尊严和权利,使不事生产的社会阶层和默想的行为失去了卓越的地位。天职观尤其给予了工商业信仰上的价值,就是作生意、赚取财富、经营企业也是在响应上帝的呼召、是calling、是神圣的敬拜。做好职业是第一位的;至于赚取的财富,那是上帝的恩赐或“神祝福的记号”,是第二位的。因此,面对“属灵”与“属世”两个国度的矛盾紧张,他们宁可选择改造与转化,而不是逃遁或疏离。只要行动者能够在赚钱、管理与使用上赋予它们一个来自上帝的动机和意义,它们就可以成为“神圣”的领域。若一个商人将自己在职场上的表现当作信仰的见证,若他确实有一个单纯的心志为上帝赚钱,又若是他将所赚来钱用在荣神益人的事上,那么他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功利交易和背后的利润心,就已经转化成为一件属灵的事了。由于事业的成功成了履行天职的体现,这使得拼命挣钱的行为有了某种神圣性,使人们日常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从而为人们在现实中以“拼命挣钱”和“克欲”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找到了道德和宗教依据。天职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敬业、勤俭、理性计划等现代职业精神诞生并得到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准备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它还使卑微的民众及其职业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信仰价值,撼动了统治阶级,成为走向民主社会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个对现代社会的成型有根本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韦伯认为:尽管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天职概念,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主义,真正促成宗教观念在近代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是加尔文教。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一部分人为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其他的人命定要下地狱。这样的拣选是上帝主权决定的,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与人的一切无关。就如《以弗所书》所写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由于加尔文的教义将一个人的灵魂是否得救视为上帝在人们出生以前便已确定的事情,这就排除了人的任何迷信、巫术、圣礼甚至烧香、磕头、献冷猪肉、贿赂神灵等手段,将人的行为排除在外,也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中,基督徒的眼光不再盯着圣礼、属灵的世界或象极端的灵恩派特别关注方言、医治等灵恩,而是将眼光关注在现实世界中。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一靠坚信上帝救赎自己;二靠社会生活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以外,其他的一切途径都是我们人所无法干预的,属于“隐秘的事”。在知道获得救赎为上帝先定以后,教徒们便开始面临如何在世俗生活中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挑选的“选民”。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在为上帝服务的事业中功亏一篑,担心自己成为上帝的“弃民”。因此,每个人只能以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只能在世俗的工作中加倍努力、拼命挣钱,才能回报上帝对自己的“圣选”。预定论使基督徒以终身的所有作为来荣耀上帝,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见证神的荣耀、找到自己得救的凭据。只要因信称义、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在凡事上荣耀神,就不会再干一件坏事。而且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就要把工作、生活中的每一寸光阴用来荣耀神。如此才能得到被上帝拣选的确证。若他有一丝丝自我怀疑,或在行为上偏离了选民应具的德行,那恰好证明他不够“资格”得救,只能抱怨其命运。如此只能使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行为更加地圣洁。预定论使基督徒积极地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事务,并用这些事务上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基督徒的名分。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们应该尽力在凡事上、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荣耀上帝,用上帝之道指导并变革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秩序,并在工业、商业、贸易等职业中尽力工作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增进财富上荣耀上帝,就如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所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把挣钱上升到天职、上升到神圣的责任伦理的境界。清教徒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进入天堂。为上帝的荣耀尽力挣钱,为上帝律法的缘故尽力省钱,为耶稣的爱和邻人之爱而去捐钱。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在清教徒捐赠建立的神学院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有了捐献,才能有公共事业的发展。所以,把财富当作荣耀神的事物、而非理解为形而下的事物的观念才能促进经济整体发展,才能催成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与进步。通过天职观与预定论,新教催生了市场经济的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以吃喝嫖赌、浪费时间、坑蒙拐骗的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这样,清教徒就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了,自然就可以成为君子。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的企业文化都建立在新教的根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