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读书报告

 

著作资料：
书名：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
作者：梁家麟
页数：400
出版社：明风出版
出版年：2008年 第五版

 

 

教会历史中，没有任何事件能孤立地看待，每个人都是首先承继前人成果、依着有形无形的传统，然后对所处的时代有所言说及作为。这本《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研读二千年教会史中较具代表性的十个人和事，藉以说明二千年来教会发展的主要脉络。

 

一 保罗与初期教会的奠立
保罗是属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热心的法利赛人，在实践上贯彻犹太教的律法。其籍贯是当时罗马帝国基利家的省会大数（希腊语城市）。
大多数人是先带着自身的问题，然后寻找基督教的答案。他们要求的是一个个人量身订造的信仰，期望基督信仰能适切地解决现有的个人问题，要是基督教有某些不 符合个人兴趣或需要的教义内容，有人甚至不惜放弃或扭曲。反观保罗，他是先认定基督教为答案，然后以此对照自己过去的生活及今天的生命，当发现与信仰相冲 突时，便确认这是现今他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皈依基督的保罗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由无名传道人建立）开始 其传教工作。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但并不是只有保罗才向外邦人传道，他只是较一般使徒更为专注于外邦福音工作。
早期福音只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甚至因而被误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此“拿撒勒派”不只是社会人士的误会，也是犹太基督徒的自我理解。他们直接承继犹太教信仰、依循祖宗遗传、仅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首先也是以犹太人为福音的对象。
基督教被误认为是犹太教，获得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因为罗马奉行的不是宗教自由政策，它容让受其统治的民族保留已有的宗教，以稳固其庞大帝国的统治。基督 教最早期面对的迫害，并非来自罗马政府，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当局。甚至在初期基督教面对犹太公会的迫害时，使徒可寻求罗马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也许因为基 督信仰与犹太教的传统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福音在犹太人的传播效果甚差，第一世纪末，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拒绝基督，及至到第二世纪，地中海沿岸与小亚细亚 已没有什么犹太基督教群体了。
罗马帝国政治的一统和道路网络的发达，以及其完善的法律和宗教容忍政策，为保罗的传教活动和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保障和较广阔的空间。当时书写语言以希腊文 为主，且希腊文化注重理性与知识，尤其注重思辨。保罗是当时教会罕有的知识分子，他用理性思辨方式，以严谨的概念将基督教信仰表达出来，得以塑造成一个清 晰的、实证性的信仰。希腊化的基督教，向同样希腊化的各民族传播，基于这样的公分母，福音的传播相对容易很多。当时人心败坏、道德沦亡，使得民心思变，基 督教强调道德操守的宗教，对部分渴求敬虔与道德生活的人，反而有相当吸引力。
早期教会注重宣教工作，或当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守节时，向他们传福音，其后他们便将福音带返原来居住的地方，或由一些巡回布道者承担四处布道宣讲 任务，或当基督徒受到罗马政府迫害被四处驱散时，信仰亦随着他们流传到各处。由于巡回布道者为数众多，如何分辨哪些是正统布道者，哪些是滥竽充数，这也成 为使徒书信的一个重要内容。保罗不只写信给他建立的教会，也写信给他不曾牧养、甚至不曾到过的教会。当时教会没有宗派观念，在使徒心中，教会只有一个，无 人可将教会据为已有不让别人奉基督的名介入。早期信徒浓厚的末世意识也是促使初期教会积极从事布道的重要因素。各地会堂成为首先的传教中心。初期教会多在 城市建立，因为城市为人口聚集之地。一旦在城市里成功建立聚会点后，便会立即开展栽培工作，以奠立各项事工的规模，等时机成熟，便会建立以监督与长老为主 的领导层，让他们进行教导和牧养信徒的工作，其后使徒便会到别处开拓新的传教工场。水礼和圣餐是教会最早期执行的两个礼仪，水礼并无现今有人坚持的浸而非 洗之意。
保罗主要的传教地区是在东方，初期教会也多在东方开拓传教工场。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扩张，使得东方的基督徒群体纷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至今那里仍存在 一些保留着独有礼仪和属灵传统、成为民族宗教的小教团。自初期教会以来多元化便存在。在行政方面，在使徒离世以后，各地的基督教会大致是各地独立且平行地 发展，互不隶属。随后，基督教的“非犹太化”，使它得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普世宗教，其中，保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初期教会注重信仰的合一。异端一词并非指“错谬”，而是“另类声音”，教会并非以理论的合理性作为其真假对错的定准，而是诉诸传统与教会的权威，尤其是使 徒的权威。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最大的启示，他所有的教导，都是由使徒在圣灵的默示下写成的。革利免（约88-97年罗马主教）指出使徒的若 干特质：1）耶稣基督所差遣的；2）上帝救赎的一部分；3）被圣灵充满；4）传福音的人；5）鉴别教会及信道真伪的人；6）设立主教及其他圣职的人。传统 上，我们以耶稣特别选立的十二门徒，作为使徒的代表与原型。保罗在自辩时，列举了使徒的两重要条件：1）曾亲眼见主；2）作工的果效（也包括负面果效，包 括受鞭打以及经历诸般苦楚），有圣灵恩赐为印记。
除了使徒是信仰的最终权威外，初期教会也以旧约圣经为信仰的另一个权威依据。旧约乃是上帝的启示，并且指向耶稣基督。不过，对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说， 由耶稣藉使徒传下来的福音，才是真理的终极权威。他们确认耶稣与使徒的权威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引用旧约的经文（采用灵意解经法），用以证明耶稣是旧约众先 知所应许的那一位，仅是证明旧约与福音互相和谐。新约书卷的成书而是一个漫长的辨认与公定过程。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保罗书信占十三卷。无论是教义、组织， 乃至信徒生活，保罗书信对基督教会的重要性都是压倒性的。保罗主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祂复活的真理。

 

二 君士坦丁与帝国教会的形成
主后70年尼禄皇帝开始，基督教面临来自帝国政府所发动的迫害。此后这种迫害间歇性并地区性的发生。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奉行宗教容忍政策，不同种族文化的人可以保留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但人不可以随便皈依或改信别的宗教。一世纪末，为了维持各地方的将 士与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精神或信仰，方能维持帝国的一统与兴盛。因为罗马要求人在保持自己宗教信仰的同时，对罗马皇帝崇拜，这对于 崇尚多神宗教的人民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最不能接受这种政策的便是犹太教和基督徒。基督徒因此遭受了很大的迫害和杀戮。逼迫没有使教会发展中辍，它仍顽强地 生存下来，但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初期教会的发展形态：强烈的厌世、出世及避世的思想，即否定现世一切的价值、迫切盼望来生与永恒的福乐和回避对社会与文化的 关注和承担。初期教会高举殉道并非常尊崇殉道士，强调殉道乃众信仰实践中最崇高的。到第三世纪中叶，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愈演愈烈，这主要因为传统主义 思想高涨并当时帝国面临内忧外患，从而基督徒拒绝祭神成为其面临深重危机的罪魁祸首。249年，罗马皇帝德修实施了对基督教的首度全国性有周详计划的大逼 迫。迫害引起了教会就是否接纳叛教者问题上引起极大争论。当时教会领袖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乃主张重新接纳叛教者，因而引起一部分认信者不满，为教会 带来严重的分裂危机（诺窪天主义）。皇帝丢克理田的迫害则令教会产生了多纳徒主义。
基督教在挨过三、四个世纪漫长的迫害后到第四世纪成为合法宗教，又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基督教进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在基督教的政治地位的转变过 程中，担当了关键性的作用。313年，成为西罗马帝国君王的君士坦丁和东罗马的理吉纽共同颁布《米兰上谕》，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尽管君氏推行基督教多为 政治性目的，但其将基督教定位为合法宗教，并逐渐促使基督教攀升至国教的地位，对基督教日后的发展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在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的大力 推动下，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
初期教会在一个不友善的政治环境下，自然普遍存在着防御性的心态，并对现世的看法非常消极。但当其成为社会主流信仰后，便得对各样公众和社会问题表态。成 为实证宗教的基督教，其信仰内容需要与人间的社会、知识对话，信仰需要面临许多学科对它的挑战，并有责任面对人世间各种现实问题的质询。教会也需要面对信 徒人数大幅上升，但素质下降的问题（信仰表现的平均数值因基数的扩大而下降）。人数激增也促使行政地区的教会建制的产生，这不仅改变了教会的模式与运作， 也改变了信徒间的肢体关系。此外政治关系也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罗马帝国由异教文化进入到基督教文化，在转折的阶段无疑有许多要作出适度妥协的地 方。教会不是要尽数取缔传统的习俗，而是要将之圣化、基督教化（如12月25日本为太阳神纪念日）。一般有两种方式：1）保存形式、改换意义（如改变中国 旧历春节春联的内容）；2）保存意义、改换形式（如在祭祖时，由上香和磕头的形式变为鲜花、肃立、默哀的形式）。由备受迫害宗教一跃成为国教，除了在组织 与教会生活产生重大变化外，心态上的变化也不可忽视。如，进入权利架构滋生了各种胜利主义思想；强烈的征服者心态，毫不留情迫害异教徒；由初期的前千禧年 末世论，转到无千禧年末世论。

 

三 奥古斯丁与正统教义的建构
作为一个历史的宗教，基督教不仅是某个哲学理论或宗教思想，也是现实的存在。这个现实的基督教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在浩瀚的教会史中，奥古斯丁（354-430，拉丁教父）无疑影响了二千年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堪称是保罗以后最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位名副其实服侍其世代的神学家。
奥氏曾信奉简单二元论的摩尼教，后转而推崇一元论的新柏拉图主义，在386年7月偶然读到罗马书十三章13到14节，感悟到“披戴耶稣基督”是解决“为肉 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真正出路，于是决志信主，翌年受洗。388年，奥氏在故乡组织一个小型的修道团体。397年成为希坡主教，不过并未放弃修道主义的理 想，在希坡教堂隔壁建立一所修院，为修院制定一套守则。这套守则在十一世纪为某些修院采纳，最后形成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最著名的两本书是《上帝之城》和 《忏悔录》。前者回应了当时的一个问题：基督教的上帝为何无力保守罗马帝国？奥氏确认人间政权和人类历史具有正面但相对的价值，指出人须为其所犯的罪恶与 罪恶所引来的后果负责；同时他亦宣称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祂才是所有事情发生的最终解释。如此，他为人间政权和人类历史赋予了属灵含义。《忏悔录》是 一次个人宗教历程回顾，是他向上帝的祈祷自白。其对“唯独恩典”的确信，上承保罗，下接马丁路德。
奥古斯丁对教会论的贡献巨大。初期教会强调使徒统绪及主教的权威地位。在迫害期间，一些信徒（包括主教在内）曾经背叛信仰。诺窪天主义和多纳徒主义认为， 重新接纳这些叛教者会损害教会的圣洁，要是教会容让本身叛教或犯错的人充当主教，这些不洁者便无任何权威可言。奥氏指出教会最主要的记号是爱，而非圣洁； 故分裂的行动本身不仅不能保存圣洁，更会破坏教会最主要的记号。圣洁乃是教会的目标，而非现有的状况。基督徒必须保持合一，因为教会的本质是一。教会是由 一群蒙拯救的罪人组成的，他们在一起学习过圣洁的生活，而在学习过程中若有失误，那是在所难免的。另一方面，他相信在有形的交互背后，尚隐藏一个无形、不 可见的属灵教会，这是由真实的圣徒所组成的团契。与教会观相关的是，圣礼之有效性在乎设立圣礼的耶稣基督，不在施行圣礼的人是否圣洁。奥古斯丁采取包容观 点：任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施行的水礼都是有效的，任何奉主耶稣基督所守的圣餐也是有效的。奥氏的教会论和圣礼论，对确立大公教会的绝对权威和一元化领导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引发了其与伯拉纠主义的争论。奥氏认为人注定要犯罪，并且会在罪中无力自拔，伯拉纠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力并反对死亡是罪的副产品。 伯氏的学生色勒斯丢将其主张牵扯到基督论上，进而质疑了基督救赎的必须性，529年，伯氏也被判为异端。原罪论对婴儿洗礼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奥 氏认为，人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任何自身具备的条件，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凭着自己的喜好拣选某些人得救，又选定某些人灭亡。接受福音不是出于己力， 而是上帝促使他首肯的结果。其他人拒绝救恩，不是因为心硬，而是上帝没有让他接受而已。

 

四 方济各与中世纪修道主义的变革
初期教会十分强调道德操守，认为基督徒须严格保守贞洁敬虔，不容罪恶相侵，更必须贯彻信仰的各项要求，不容有任何的妥协或宽容的余地。教会鼓励信徒为主舍 弃一切，并有不少人自发地践行奉献家财周济穷人的命令。教父也身体力行，如特土良、居普良和俄利根。这些遵守严谨道德规律的教父一般都没有远离人群，他们 仍在信徒中间从事牧养工作。他们过的是苦修生活。
在第三世纪或更早，已经有人远离人群过隐修生活（可上溯到犹太教的爱色尼派）。早期隐修士中不乏灵性与神学皆出色的人，他们吸引了众多信徒，却招致主教们 的猜忌。不过隐修士中确实也不乏一些沽名钓誉之辈，使得原意为否定自我的行为，变为高举自己的手段。初期隐修运动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其二元论的世界观贬 低物质和肉体，认为人必须竭力摆脱尘世的拘禁，使灵魂重返天家，而方法就是透过克制情欲，最后达至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隐修称为白色殉道，因为它否定一己 的肉体及感情，同属治死自我的行动。再因当时教会受世俗化影响，属灵士气低落，一些渴望过严谨生活的信徒便离开人群，以退隐苦修的生活表现敬虔。隐修士与 教会建立良好关系始于亚他拿修。其后更重要的努力是将隐修主义纳入教会的生活中。第四世纪修道院式的苦修代替个人隐修，修道不再是个人英雄式的自我表现， 却是真真正正的否定自我，隐姓埋名地过群体生活。修道主义逐渐成为教会建制的一部分，但修士不在教会圣职的编制内。
修道主义有两条不同的神学路线，分歧处在于对冥想有不同的看法。冥想不同于默想，它不需要媒介，追求与上帝完全契合，就是本体联系互通。提倡冥想的人认为 人的灵魂是与上帝同质的，这种观念源于新柏拉图主义有关上帝藉流出本质而创造万有的说法。第一条路线可称为与罪恶搏斗，这是反对冥想的修道主义形式。亚他 拿修认为修道的目的在于治死自我，那么追求更高灵性的野心也应该泯除。放弃肉体并非修道的最大任务，放弃意志过顺命的生活才是终极要求。另一条路线是在肯 定与罪恶搏斗的同时，更强调冥想的价值。更正教认为，上帝藉言语从无中创造万有，故万有赖以倚立的是上帝的命令，而非本质；我们不贬低物质，不赞同灵魂先 存的观点；圣经说的人与上帝的联合是在道德和灵性上，而非在本体上。人与上帝契合的唯一可能性，是上帝亲自寻找人，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中世纪最典型的是本笃修会。其最大的目标是顺服的操练，修院生活以敬拜为中心。修道精神强调苦行（苦功和向长上全然顺服）、贞洁、祈祷、贫穷、与世隔绝、 群体生活，伴随神迹并注重传教关怀。修会后逐渐贵族化，加入修院甚至成为贵族的专利，也成为修会没落的原因之一。另修会不注重个人灵性追求却强调否定个人 意志和渴求，也是没落原因之一。本笃修会没落的同时，有不少新修会相继成立，如强调入世服务精神的奥古斯丁修会以及强调简朴精神的熙笃会。中世纪末，托钵 修会应运而生。主要有道明会和方济各会。方济各会里，立志过清贫生活的不仅修士个人，也包括修院本身，其宗旨有二：做补赎苦工和像使徒般传教。方济各本人 是一位难得的圣徒，他的爱心、谦卑与服侍，在他生时已广为传诵。托钵修会有以下的共同特点：贫穷生活、机动化传教和教育与学术研究。
修道主义对保存文化及发展教义做出极大的贡献，修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抄写圣经。在福音工作的扩展方面，作为宣教士的修士在十三世纪便已来到远东。

 

五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属灵觉醒运动、神学思想运动，尽管某些参与改革的人怀有政治目的，但它在本质上是宗教而非政治运动。它的目的也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扫除教会罪恶。
针对中世纪大公教会在教义上的偏差，宗教改革的主要改革有三：重视信徒的属灵恩赐、反对修道主义的灵修模式、反对教会在信仰上的压倒性地位。宗教改革可分 为宪制的宗教改革（由国家或政府推行，如路德宗、加尔文派和圣公会），激烈的宗教改革（源自民间，甚至有反政治与社会建制意味）。如若把天主教回应宗教改 革而产生的自我更新也包括进去，宗教改革类型还有第三种，即天主教的改革。
十六世纪前后，民族国家开始出现，罗马大公教会的普世主义思想成为民族主义思想扩张的障碍。新兴中产阶级未必都关心宗教问题，但他们都赞成将教会国家化及 教政民族化，而宗教改革正好配合了这两方面的诉求。再者，欧洲识字人数的增加、出版事业的蓬勃、经院哲学的崩溃以及教育的普及都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文化土 壤。然宗教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属灵觉醒运动，那么促其产生的必然不仅是上述因素，深远的灵性因素必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改革前夕教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罪恶 满贯，而是旧有属灵模式的失效。在中世纪封建、农业、静态的社会里，推销出世思想，或许能适合人的需要；但在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中鼓吹同样思想，便会存 在隔阂。中产阶级迫切盼望教会将信仰意义引入其所处世俗生活中。
马丁路德1483年生于德国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感的人，1507年修会的长者看出其研究学问的恩赐，遂派他到威登堡大学教授伦理神学。路 德追求深度的属灵生活，却常常落在挣扎与绝望中，就如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后接触到奥古斯丁著作，确认救恩是上帝主动来拯 救人，与人的作为无关，并在1516年左右，读到罗马书一章17节：“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认识到因着信心的缘故，上帝把我们当做义人（称义）。路德所理 解的义不是人的义，而是基督的义、上帝的义。不同于加尔文，路德认为基督徒没有成圣的可能，人能讨上帝喜悦凭借的只有信心，称义不仅是信主一刻，乃是一生 之久。路德强调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不要害怕犯罪（但不是故意犯罪），而是只能凭借信靠耶稣基督，得上帝的赦免和喜悦。
路德反对赎罪券，认为这是对福音的廉价出售，轻视上帝的震怒。《九十五条》并无任何反教皇和掀起革命的意味，他最初所反对的只是发售赎罪券。然形势激烈发 展，路德骑虎难下，不得不投入宗教改革的行列。1512年，他确定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纲：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人要晓得自己的无能，不能把信仰 行为化，信心也是上帝的赐予；人所不配有的，便是上帝的恩典；主张所有的传统必须由圣经的审判执行。
路德是个保守的人，他反对暴力和农民运动，反对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他的保守性，亦反映在他与人文主义者的决裂上。路德把天主教的七项圣礼削减为水礼和圣餐礼两项，并反对天主教的“变质说”，强调人只要凭借信心，基督确实同在于圣餐内。
宗教改革的最大改革不是使教会由腐败罪恶变成圣经无暇，而是使基督教信仰变得单纯、直接，除去了人与上帝之间由宗教造成的各种隔阂（天主教中对玛利亚与圣人及圣人遗物的崇拜、圣地朝圣、教会之外无救赎等神人之间的中介思想）。

 

六 加尔文与更正教神学思想
若说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创始者，则加尔文便是更正教神学的奠基人。加尔文未与大公教会的神学家做过直接辩护，因而他自成体系所从事的神学架构，较之路德更为清晰和有系统，为更正教赋予了独特的身份性格。
生于法国的加尔文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的领袖。他先后在马其学院和蒙太居学院修读人文学科，期间读了不少奥古斯丁和伯纳多的著作，对他日后的思想有显著的影响。后来，他顺服父亲转读法律，至终没有接受正式的神学训练。约在1534年确定更正教思想。
1536年，加尔文26岁，其《基督教要义》初稿面世。写这本书的两个目的是：护教，确定一套更正教要义；教导信徒，为渴求真道的信徒提供一本简易的信仰 手册。宗教改革者在破坏大公教会建基于传统和教会体制之上的权威，就必须重建教会的权威与秩序，否则便会让改革被带引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去。加尔文要面对的 是双重战线，一方面需要驳斥天主教的信仰与圣经不相合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得将宗教改革与激进的重洗派划清界限，藉以消除世俗君王的疑惑。他沿袭了许多奥古 斯丁与路德的观点，在主要教义方面亦几乎完全跟随初期教父和大公教会的定夺，只是尽量将这些教义建立在厚实的圣经神学的基础之上。加尔文是一位多产作家， 除《但以理书》及《启示录》外，他撰写了每一卷圣经的注释。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主要职责是教导和牧养教会，并为改教后的教会和社会重订各样规条秩序。他认为教会的权利应由牧者和平信徒共同分担行使（这里平信徒指当时 的市政府官员）。官员与教职人员同属圣职人员。不过，在纯粹的信仰问题上，加尔文坚持只有由牧师组成牧师团才有发言权。市政府无权过问牧师的讲道内容，没 有任何人间权利可以在上帝的道上。加尔文关心社会的圣洁过于其建设，维护社会圣洁透过两方面的途径来施行：一是加强社会纪律的控制，二是加强牧者对信徒的 教导。教会法庭最高的权利是开除犯罪者出教。加尔文欲使日内瓦变成可见的“上帝的国”，以圣洁教训管制人民，社会纪律非常森严。加尔文除严格执行教会纪律 外，更主张树立属灵榜样，鼓励善行。他认为，正确知识是正确行为的先决条件，正面教育较负面责罚更为重要，故非常重视讲道（加尔文及改革宗的崇拜神学的重 心）的地位。每个信徒都有责任了解和认识信仰，教会亦须要求所有人阅读及明白圣经。加尔文革除公共崇拜里所有神秘主义的礼仪，将聚会扣紧在宣讲上帝的道和 施行圣餐两方面，圣餐的主要意义和功用，在于具象征性地说明上帝的道，而非上帝真实的临在。公布崇拜的意义在于让信众聆听上帝的话，并付之实践。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1）圣经神学：将其神学系统乃至基督教信仰都搭建于圣经之上，肯定全本圣经皆为上帝默示（统一性、权威性、清晰性和充分性）；2）启示 观：神学起点是上帝的启示（神学是回应上帝的启示）；3）上帝观：强调上帝的全能，万有在祂的执掌、保护和护理之中；4）人观：人在得救的事上是无能为力 的，但他仍相信人有内在的美善，鼓励人靠圣灵帮助践行善念（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实现上帝创造时早已预备的计划）；5）基督论：高举基督永在完全的神人二性， 祂是先知、祭司和君王；6）救赎论：唯独恩典和唯独信心；7）成圣观：重视成圣的追求，目的在于荣耀基督，而非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8）预定论：人全然 败坏、无力为善，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有限度的救赎，不可拒绝的恩惠；9）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非将上帝恩典廉价化，而是与上帝的绝对主权有关）；10）教 会观：宣讲上帝的道及执行圣礼、教育信徒、执行纪律，教会的重点由建制转移到使命；11）社会观：社会每个层面均要服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基督凌驾一切文 化，反对信仰内在化与私人化；12）经济观：将职业视为上帝对人的呼召，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又主张适度禁欲；13）政治观：政府权力来自上帝，理想政治 形态是一种民主政治和专家政治的混合体，强调统治者要与人们立约，彼此向对方负责；14）文化观：注重教育工作，对人文学科报正面态度（但抗拒人本主义和 自由主义思想），其是上帝赐下的知识。

 

七 卫斯理约翰与福音主义
更正教经过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发展，存在着教会信仰体系渐呈僵化，经院主义充斥（缺乏生命与激情），受狭隘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与文化激变影响等问题。
卫斯理出生于一个有强烈清教徒气氛的家庭。他相信克己、清苦的生活才是圣经揭示的基督徒理想。卫氏深受莫拉维弟兄会敬虔主义的影响：对信仰的执着与确信， 强调单纯的信心；赞成无限代赎论；关注宣教工作；关怀慈惠工作；轻视神学研究。在成圣观上，卫氏不再要求在客观事实上达到道德行为的完善，而是在主观感受 层面上获得圣洁无垢的经历。它最主要的危机是将主观感受混同甚至取代客观境况。但事实上，成圣经验唯一能消去的是个人对昔日的罪所产生的罪恶感，不是罪性 与罪本身。卫氏认为人并不能得着一个得救的确据，人充其量只能凭结果子的好坏，以鉴别他是否连在好树上。宗教经验是辨别信仰真伪的确据。
遁道主义注重纪律，宣扬按法则而行的生活方式。遁道派原初并无建立教会或宗派的打算，但基于圣公会对其活动的孤立与排斥，愈来愈多信徒只参与遁道派聚会，其实际已自成宗派。卫氏逝世四年后，遁道宗正式获准成立，自行施洗礼。
福音主义是一群奋兴布道家采用巡回布道的模式所推动的属灵更新运动。他们拒绝传统牧区的观念和限制，开展教会建制外的工作；讲道方法直接而情词迫切，注重 感情层面的刺激与反应。奋兴布道以讲员为中心，注重实际而少神学争拗，带动了各种教会运动并推动了社会改革。奋兴运动直接面向群众的实际需要，真正贯彻“ 信徒皆祭司”的原则，但日后的运动有庸俗化趋向，使福音执事变成消费主义的形态。

 

八 李文斯敦与海外宣教
海外宣教运动的信仰背景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配合为数众多的自发性读经和祈祷运动而产生），促使了平信徒兴起并福音机构、青少年工作、主日学运动等新兴事 工的发展。海外宣教之启动取决于教会是否有普世识见和足够支援。宣教的原初动机是纯粹宗教性的，即实践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但由于宣教工作处于对外扩张 时期，故差会和宣教士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扩张主义心态，个别宣教士出于民族感情，参与了其母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
被称为更正教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属加尔文派，称基督徒不能放弃上帝向普世传福音的命令。他自踏足印度，毕生没有离开工场，共四十一年之久。随着威廉克理的 宣教呼声和典范作用，加之英美已培育出的宣教土壤，海外宣教异象得到两国教会及信徒强烈反应，宣教组织纷纷建立。1850到1900年，是更正教宣教运动 扩展的黄金时期，基督教变成普世宗教。
李文斯敦共在非洲进行了三次“宣教之旅”，或称之为历险之旅更为恰当。期间他为西方的学术界增添了覆盖八个非洲国家版图内的地理资料，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所赞誉。他认定非洲所需要的不单是基督教的福音，也是商业的开发；惟有基督教加上商业，才能拯救非洲黎民于水火。他直接为英国政府在非洲的扩张收集情报资 料，深信英国的扩张对非洲有利。当然，大部分宣教士并不是基于政治动机而从事工场研究，只是为了深入认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但对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一个 才宣扬爱人如己的人，不久便力主美国派兵占领和扩大在华利益的。对被侵略地区的基督徒而言，如何洗脱基督教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象，将是基督教能否在宣教 工场生根建造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九 穆德与普世合一运动
十九世纪是基督教扩张的一个重要时期，凭借欧美等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强大经济和政治后盾，基督教在不到两个世纪里演变为普世性的宗教。应基督教普世化和不同国家的教会信徒互相整合的要求，各种形式的 “普世合一运动”便应运而生。穆德是促成十九和二十世纪普世合一运动的关键人物，被誉为普世合一运动之父。
穆德受圣洁运动的影响甚深，确认人的宗教经验较一切教义或礼仪重要，注重抨击社会罪恶（穆德日后转向社会福音派的一个思想线索）。大学毕业后，穆德加入青 年会工作， 1901年，成为青年会海外事工部副总干事。他一直积极参与青年会的活动，1926年，当选为青年会世界联盟的终身主席。期间，穆德也成为学生志愿海外布 道团的执行委员会成员（1888年），并资助1906年兴起的平信徒运动（向平信徒推广宣教的异象）。穆德亦为联合性学生运动的创办者和领导人，工作范围 由青年会跨进至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后由于北美及欧洲自由主义神学愈来愈泛滥，联盟逐渐失去对传统意义的灵命成长与宣教使命的关怀，而社会福音思想更将不 少基督徒学生引领到政治和社会运动战线，学生组织遂分成“福音派”和“普世派”两个阵营。穆德也促成了国际宣教协会的成立，目的在于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 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其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普世运动看到了基督教合一的需要，切入学生与青年事工及宣教运动，促成了国际宣教协会、生活与事工运动、信仰与教制运动以及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产生和成立， 实践了基督教合一的要求。然而，回避众多的神学争论，将信仰还原为一两个认信句子的做法，很容易便将信仰非神学化与空洞化，将基督教沦为统一教，这是合一 运动最大的危机。在信仰问题上，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只是一线之隔。多元主义可以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态度（不以霸权主义方式强迫别人），但是在信 仰立场上，一元与绝对是必须的。

 

十 司徒德与福音派教会的发展
研究教会历史，寻回自我信仰身份是必须的。笔者在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谱系后，虽对不同的传统仍表欣赏和尊重，但它们仍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地位，不可作那貌似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实则是妄自尊大以己为仲裁者之人。惟有身处某个传统，才谈得上对其继承、批判或颠覆。
笔者以司徒德（属传统宗派、有鲜明改革宗神学立场）作为福音派神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进行探讨。司氏追求在理性层面上探索信仰，认定知识和灵性是可以并存的。 他自1945年起在诸灵堂（后成为英国福音派教会的重要基地）服侍至1975年退休为止，致力于改变福音派在教会及社会中的形象，使之成为有知识、具识 见，关怀社会和文化。司氏主张福音信仰者留在圣公会中，不应独立或分裂。此外，他代表圣公会非灵恩派与灵恩派增进了彼此的接纳与同情。他在坚持福音派的基 本信仰原则之余，也善于与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关怀的人互相寻求共识，协助化解了许多冲突和纷争。司氏对福音的推广有重要作用。
福音派是基要主义的直接继承者，而基要主义是为回应自由主义而产生的一个神学门派。
自由主义是一种神学态度，表现在对传统和教义权威的反抗及欢迎新思想的引入方面。他们愿意牺牲传统信仰里甚至是最具关键性的教义，目的是寻找在当代的有效 性和适切性，尤其是使之适切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不承认圣经是上帝的直接启示，反对超理性的三一论，认为耶稣基督并非道成肉身的上帝，并认为人本身具 有为善的能力，对一切宗教采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态度，对话就是他们所定义的宣教。
基要主义也是一种神学态度过于一套神学理论，它所高举的正是自由主义所否定的东西，主要包括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和普林斯顿学派的加尔文主义两个群体。基要 主义要点包括圣经无谬误，基督为童女所生，基督在世行神迹、赎罪代死并死里复活。它以反题形式存在：反对自由主义的“上帝全然慈爱，没有最后审判和永刑 ”；反对现代主义将人性看得过分乐观；反对把耶稣基督看为纯粹的伦理榜样及教师；反对认为基督教只是所有宗教中的一种；反对将圣经看为人间的宗教作品。但 基要主义太过强调与自由主义抗争，故意气成分甚重，在批评某些新观点之前未对其深入了解，给人以无知与封闭的印象，对社会和文化采取消极防范的立场。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止，自由主义在教会和社会均占压倒性优势。
四十年代开始，保守派教会领袖呼吁放弃固步自封的做法，要将基要信仰重新打进公众社会与知识世界，称为“新福音派”。他们一方面在信仰上恪守传统教义，尊 崇圣经的权威，同时在学术知识上争取受人尊敬，对社会事务积极关怀参与，加强福音派的互相合作与联合见证。信仰重点包括圣经的权威与充分性，耶稣基督代赎 的独特性，个人悔改的必须性以及传福音的必须性、合宜性与紧急性。福音派特征包括跨宗派、普世性以及其信徒可存在于任何一个主流宗派内。在尊重圣经权威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圣经研究，并对神学研究持较宽广的态度，相信真理是经得起学术的考核和讨论的，并对社会与文化持较正面的态度。福音派的突出人物有富勒、 葛培理和卡尔亨利，联合性事工有柏林福音会议、洛桑会议等。

 

我卑微的回应
这是我读过的第二本教会史。虽然所读甚少，但恐怕教会史改变我最多的，不是告诉我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看待教会历史的态度。
看罢教会史，我不再容易狭隘和偏激，不再以为自己所拥有的就一定是真理。圣经只有一本，真理只有一个，除上帝所启示的，多说一句便不是出于祂。即或看似自 己更接近祂所启示的真理，对人的态度仍是需要包容的，因只有上帝是主，祂才是历史的审判者。有限的我们，在祂宝座前恐怕只有恐惧战兢，因为，无论何人，总 无法逃出自己所处的传统。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自己会做得更好。如若没有上帝的保守，无人能逃脱将来的刑罚。虽然我们坚持圣经真理，但 谁又敢说自己百分比站在上帝的出发点、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我并非说面对事情时一味地纵容，为了不论断而不论断，甚至放弃真理的立场。我只是愈来愈 觉得要谨守自己的口，因为我所知的有限，我所看到的有限，我永远无法站在上帝全知全能的视野去分析，我永远无法不带着自己的感情去论断。上帝赐给我们一个 时时省察的灵是多么重要啊，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当察验那所出的是出于恶者不是。
随己意论断教会历史，就是插手于上帝的主权。当然，我并不是为了人类的纷争和罪恶开脱，觉得人在这当中本无责任，既然上帝全然主宰，那么我们无需为所发生 的丑陋自责。“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警醒的是，我们不能说天主教里没有上帝，漫长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我不 喜欢黑暗的中世纪这种说法，挑他人的缺陷固然容易），我们不能说自己的传统最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拥有审判主权的不是我们。我更无法想象如人所说那世代甚 至这世界是由黑暗势力所掌权，上帝只是观看而已。“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 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心里满是感恩，却无从说起。谨以一首感动我的诗歌作为心情的表达。
话语的权能
作者施玮
在你给过人快乐和满足的地方
疾病，仍在蔓延——
死亡，继续吞噬——
人们对神迹的享用，仅限于酒
他们嫁娶，他们生子，
他们盼望着儿子的婚礼
日子，过的平庸快乐
直到死亡突然推门
在尚未展开的生命中
嘲笑忘记生死的人
这时，人们想起你
仅仅为着肉体的益处思念神迹
上帝却站在酒和神迹之外
孤独且悲愤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父亲在乞求，路人在旁观
乞求一个先知去救濒死的儿子
为什么是先知？
赐能力的神被能力隔在远处
等待已死的人呼求重生
爱，却无法与所爱的交谈
给予，却无法帮需要的人得着
一次又一次，把酒拿给人喝
却知道他们喝了，还要再渴
一次又一次，医治人的疾病
却知道他们健康着，也还是会死
这是你的悲哀
是神迹不能化解的忧伤
你吹笛，无人跳舞
你举哀，无人哭泣
世人都不肯睁开眼睛
摸“神”，好像摸象的瞎子
你用话语代替行动
“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见你话语的人，顺着话的河流，
游进你。活了。永远——